冒充美国使馆工作人员，在街外招来散兵代表“谈判”，向散兵代表诈称：“只要散兵们自愿放下手中的武器，美国使馆将出面与日军交涉，保证所有人的人身安全，负责用汽车送进城里难民区避难。爱国者也不用担心，度过眼前的难关，将来再去报效祖国。不愿去难民区的也可以，分发路费，回家为民。”
散兵们一经脱离了长官的指挥心里很不踏实，考虑到眼前危险的处境，将来的去向多多少少地又符合自己的心愿，轻信了汉奸的欺骗。代表们迅速回到散兵中传达“美国使馆的好心好意”，约有500多人到指定地缴出枪弹，坐在一个邻近的山沟里等待汽车来接他们。
教导总队的班长吴炳生3缴枪后有点半信半疑，疑疑惑惑地坐在散兵群中观望，担心“美国使者”不及时派汽车来，更怕“美国使者”与日军交涉破裂，日军派兵来将他们全部杀害。罗参谋也曾到蒋王庙参与“谈判”，心里想来想去总是有所顾忌。他又不认识高冠吾，想到南京保卫战中国部队处于劣势，战败已成定局；美国使馆事先未与日方取得保证，此刻单方面在战火中出面保护中国军人，其举动很为蹊跷，可信的程度太小了；同时他又想到撤退时曾经明确布置，一旦谁掉队了便各自为战，设法与鬼子脱离接触，直奔安徽宁国找83军归队。但他又不敢出面阻止那些散兵缴出枪弹。因而他决定不向日军缴出枪械为宜，又回到马尾松林中注视着山下的动态和情况变化。
三辆小轿车返回太平门后，未令缴出枪弹者等候多久，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分乘五辆卡车从太平门驶出，十分钟后赶到蒋王庙。迅速占领山头，旋风般架起轻、重机枪，夹以三八步枪，猛烈地向俘虏群开火，弹头象雨点般地向俘虏们身上泼去。
吴炳生看到日本兵抢占山头，又旋风般对准他们架起轻、重机枪，意识到了上当受骗，枪声一响便就地倒在身边的沟里装死。紧随着他倒下有两具尸体倒在他身上，虽受压而又不敢动弹，希望以此作掩护，逃出生命。
另有几个勇敢者突然醒悟，冒着日军密集的枪弹呼喊着前仆后继，冲了出去。其余均在惊叫声中被日本兵打死。
面对成片散兵的尸体，日本兵又排成横队，见尸一一补刺一刀。有呻吟者还要用刺刀拨动伤者的身子，连刺几刀致死。日本兵的一把刺刀透过一具尸体刺穿吴炳生的外胯肌，未刺到致命处，而他忍受剧痛未敢喊叫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待日本兵在邻近的一个山沟里运走枪弹后，他便从尸堆里爬起来，又用绑腿包扎好自己的伤口，想着逃出地狱的办法。
15日晚上，天变阴了，天上漂着流动的云层，未圆的月亮不时从云缝中露出。紫金山北面一带长满山柴的丘陵时隐时显，很有利我们去逃命。我们估计日本兵此时不可能出来，周围三四十人分成好几股，各自商议逃命的途径。其中最担心的是渡江地点和有无船只的问题。
罗参谋和另外三个当官模样的军人都带有短枪，他们记下了这笔仇恨，在天才黑的时候便下山去了。
我们这一伙有十二三人。李老头和麻子对这一带的道路一无所知，计划跟随他人从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，借助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的火光，往北偏东方向直达江边。他们认为为了赚黑钱，总会有一些胆大者星夜架船到这一带偷渡。
天黑后，我们抓紧时间悄悄地下得山来，谁也不敢到蒋王庙小街寻问情况，从其街外横越公路，沿着小路向北走。我心里很害怕，担心天黑跟不上，哀求李老头一定要带我逃到江北去。李老头也要我放心，要求我紧紧跟着他走。
谁知道在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时被日本兵发现，枪声一响我看到麻子倒了下去，他还轻声喊着“快跑，快跑!”惊慌中我没有看清是不是李老头，紧跟着几个人狂跑，一口气向西跑出一二里路。待停下来看看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火光构成的轮廓，判定此时自己的位置，认为危险性更大，于是5个人一行又向北偏东方向赶路。
我失去了李老头的依靠，心里更加害怕。但又不敢哭。好在他们看我可怜，要我跟着他们赶路。这一夜到底走了多少路谁也不清楚，天快亮时来到乌龙山下游，距炮台约七、八里处。当即睡在深草丛中等待天黑，盼望夜间江北有船来偷渡。
到了下午，我们发现不远处也有十多个人躲在草丛里，估计也是在此等船的。派人去打听，果然如此。并告诉我们：昨天夜间有三条帆船来到这里。每人要两块钱的船钱，有一百多人渡到江北去了。有钱赚，估计今夜还会有船来到这一带。
谁知这一夜，我们等到天亮却未见一条船来。大伙觉得距乌龙山炮台不远，恐有鬼子到此搜查，便三五成群地顺着江边往下游走。也是走走躲躲。上午曾有一架日机到这里低空盘旋。我们都趴在草里不敢动。这一带仍是丘陵，很少见到村庄。到了下午我们这五个人才走出十多里路，却遇到十多个带枪的中国兵。吴炳生一拐一拐的也在其中。
接着又飞来两架日机盘旋侦察。吴炳生等断定日机已发现了他们，明天定会派兵到这一带搜杀中国人，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渡过江去。一个当官模样的人问清我的情况后说：“小孩，来到这里就不要怕。只要有船，我们就会带你过江。”
就在士兵们和我谈话的时候，与我同来的另三个人摸不清士兵们的用意，更担心此处没有船来便悄悄地离去。第四者是个老头，看到当兵的对我很是和气，也就没有离开。他和我跟着吴炳生等向下游又走出二、三里，便来到一个小村庄，村头和村里都躺有农民的尸体；4户人家的房子被烧3家，另一家的瓦房中了几发炮弹，墙倒梁塌，好在没有起火，碎瓦堆在梁柱之间。在不远处的碾场上有2个被枪击穿的牛头，其颈和腿全被割去；2条牛身仍在，牛血已变黑，牛的肠肚也已露出体外。
吴炳生等人在山草里找到一口袋米，又在烧毁的房子灰里扒出一口锅，煮了一锅饭，吃后便着手拆下倒塌房屋的梁柱。本想及时搬到江边的，因傍晚看到几只飘着太阳旗的汽艇从下游驶向南京方向，而且那些日本兵都是杀人狂，不时用机枪扫射两岸被他们所发现的中国人。据到江边观察的士兵回来介绍：江面上不断有尸体向下游漂去，远处看到的一个个黑点估计也是漂浮的尸体。因此等到天黑，我们才把拆下的梁柱搬到江边，放在水里，作为向江北泅渡的工具。
那个老头向士兵们介绍江中流水和江北岸的情况，还讲了抱住梁柱泅渡的要领。他被那个当官模样的人看中，作为领渡人先下了刺骨的江水，借助或明或暗的月光，在江水里作泅渡示范。士兵们在此情况下都知道枪弹的重要性，把子弹袋捆在梁柱上，套上枪带皮带，并用绑腿绑牢。
我和吴炳生共用一个“驼梁”作泅渡工具。他绑好步枪和子弹袋，我们协同把“驼梁”推下水，下到冰冷刺骨的水中，我们浑身打颤，上牙敲得下牙格格响。在他催促下他和我各骑在“驼子”的脚下，手抱“驼梁”，“驼颈”往上翘起，挥动两腿，奋力向江北泅渡。江中心一浪紧跟一浪，一时被浪峰托起，随之又跌下浪谷，那浪花像瓢泼的大雨一样从头顶上落下，打得脸皮麻酥酥的。有时又被迎面击起的浪花钻进鼻孔，呛得连打喷嚏，引起咳嗽。过了江心，吴炳生又催我用劲。此时双手和整个上身都已冻麻木了，唯有两条腿不停顿地在水里挥动，到底经过多长时间和游了多远，我俩都一概不知。好在江滩上有几个打捞从上游漂流下来木器的人。我们距岸丈把远时被一个壮年人一钩子挂住，缓缓地拖到岸边。吴炳生从“驼子”上取下枪弹，面向江中喊几声同伙的名字。见没有回音，便要一个农民领着他去找保长。
此处属六合县最南端的玉带洲。我上岸未走出几步便昏倒在地，幸被一个姓刘的老农民救起，在他家吃住四天，又帮我烘干棉袄和单衣、裤。临别时我掏出身上仅有的2元钱相谢却遭拒收。我跪在地上连连叩头，感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。待我回到家里，我妈得知我逃命的险恶情况而为我高兴；但得知我二姐不知去向，认定已被日本鬼子杀害，便伤心地大哭起来。我随后大病一场，一个多月后，十个脚趾盖全部脱落，两个小脚趾盖再也未长出来，留下终身残疾。
注释：
1林秀英，女，1919年农历八月生(后来因婚姻问题有可能隐瞒年龄)，是双胞胎，小名叫大桂子(其妹一岁多时夭折)。她于1936年6月到南京在一家当小保姆。南京大屠杀后一直无书信回家。村里人都认为她已被日本兵杀害无疑。1970年秋天，上海“清理阶级队伍”时曾有一男一女到我家乡调查林秀英的社会关系，得知我家是贫农，军属，我又立过大功，复员转业后在党委部门工作，取证后便离去。得知我二姐仍在人世，我先后6次到上海市公安局查户口寻找，只因五个年龄段内同名有数千人之多，从中选择相近条件的数十名上门相认，均不是而使我失望。1994年，当时接待调查人员的四星大队长罗加和告诉我：林秀英居住在上海长宁区，是编织工，因儿子要“接合”进领导而来调查。但此时我双目近乎失明，已无法前往上海寻找。